書法字畫的起源

文字的誕生是人類告別蠻荒走向文明理性時代的標誌——人類“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

漢字作為漢文化的載體，它的產生宣告了中華文明的開端，同時，漢民族特有的文化審美心理結構也使漢字本身藴育出獨特的書法藝術。

關於漢字的起源，古代典籍文獻中有各種不同的記載。《周易·繫辭下》説：“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上古結繩而治、聖人易之以書契。”鄭玄注：“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從文字發展史的立場來看，在甲骨文字體系產生之前尚存在一個漫長的前文字歷史階段，結繩、八卦顯然即是指這一歷史時期內產生的前文字意義上的替代性符號。但不論是結繩還是八卦都無法真正行使文字工具功能。結繩的非表意性它只能幫助記憶而無法表達思想，八卦通過對自然萬象的高度概括，抽取出八個符號分別象徵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並通過這八個象徵符號的推演變化揭示自然、社會的運動規律，這使八卦在表意性方面比結繩大大邁進一步。但八卦本身泛自然物象徵符號性質使它只具有表達類概念的功能，而無法從文字單元層面與現實語言發生對應。由此，八卦與文字的表意性仍相距甚遠。

在戰國中晚期曾廣泛流行“倉頡造字説”並對後世產生極大影響。《荀子·解蔽》説：“作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文字作為約定俗成的符號體系，它的產生源於人類社會羣際間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不可能由一人所獨創。倉頡造字的傳説至多表明倉頡作為黃帝史官對文字有蒐集整理之功。由於上古文字為巫史所壟斷，成為絕地通天的媒介，因而造成文字拜物教的產生，並進而將文字的創造歸結為某一具有神異稟賦的人物的創造：文字的誕生也被賦予神奇怪誕的色彩：“(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慄，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其實，文字是浯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煉發掘出來的。它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有着長遠的歷程。

撇開有關漢字起源的種種頗具神話色彩的傳説不論，而是依據現存最早的原始文字資料考察、推斷，漢字的起源可上溯到約公元前40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畫符號。從半坡仰韶陶器刻符來看，這些刻畫符號已具有某種抽象表意性質、而不是對自然界動植物的寫實性描繪;這些刻符大多刻在陶缽外口沿的黑寬紋帶和黑三角紋上，結構簡單，大多為單一的線條組合。郭沫若認為：“刻畫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中國後來的器物上，無論是陶器、銅器或其它成品有物勒工名的傳統，特別是殷代的青銅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畫文字，和這些符號極相類似。由後以例前，也就如由黃河下游以溯源於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畫記號，可以肯定地説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雖然從文字立場來看，仰韶半坡陶器缺少空間造型上的豐富構成，但對線的抽象把握卻顯示出先民的審美經驗方面意識的複雜化，而以線這一有意味的形式來達到現實自然的超越則更表明其在審美實踐領域所達到的自由化程度。“線條和色彩是造型藝術中兩大因素，比起來，色彩是更原始的審美形式，這是由於對色彩的感受有動物性的自然反應作為直接基礎。線條則不然，對它的感受、領會掌握要間接和困難得多：它需要更多的觀念、想象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因此，有人在思考——仰韶半坡陶器刻符本身最早昭示了先民對存在的思考，同時，它對漢字本質意義的揭櫫也在冥冥中規定了漢字抽象表意的審美——文化選擇。

繼仰韶半坡陶器刻畫符號之後，公元前5000年的大汶口、龍山象形符號則顯示出漢字的進化形態——“未必是同一脈絡的進化，造型意識明顯加強，陶器文字符號已具有複雜的空間結構和平衡、對稱比例等造型關係”。這表明大汶口象形符號已超越半坡刻符的純表意階段，而進入象形表意這一新的文字歷史發展時期。

從半坡仰韶陶器刻符到大汶口象形文字符號再到甲骨文字體系，漢字走得是一條由抽象到象形再到抽象的道路。這規定了漢字的抽象品格，由此也使漢字避免了在前文字歷史時期因刻畫符號過於單一向象形化努力而淪為繪畫的危險。在文字發展史上一向有“書畫同源”的説法，這種觀念迴避、忽視了漢字早期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只是注意到漢字發展早期歷史的某種表象，因而並不符合漢字起源的歷史事實。實際上，漢字從一開始便與繪畫走上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仰韶、半坡前文字時期，漢字的抽象品格即已顯露端倪，而在同一時期繪畫的寫實傾向也全面顯現出來。如人面含魚紋、牽手羣舞的寫實繪畫形象便與陶器刻符的抽象、至簡形成鮮明對照。

當然，不可否認，漢字在它的前文字時期曾依靠象形化來擺脱自身的生存危機。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認識領域在不斷擴大，思維、語言水平也在不斷提高，許多新事物、新概念要通過語言文字反映出來，這便使刻符文字陷入困境，而擺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依靠象形來擴充字類。在漢字早期發展進程中象形化構成一個重要轉折，它在漢字抽象表意的基礎上為漢字字類的擴充、增殖提供了通道，從而使漢字建立起象形表意體系。郭沫若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應該歸納為指事和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於象形系統之前。指事先於象形也就是隨意刻畫先於圖畫”。這種認識無疑是符合漢字起源歷史事實的。

象形表意審美這一文化模式支撐漢字走過從半坡陶刻符到甲骨金文的漫長髮展歷程，同時，也在漢字這一母體內孕育出獨樹一幟的書法藝術。在世界文字範圍內，古巴比倫和古埃及文字在公元前 4000—5000年都經歷過象形階段，而這兩種古老的象形文字之所以在公元后歸於解體，就在於它們純粹的象形化得不到抽象表意的支撐而淪為精確描摹客觀自然物的繪畫。以古希臘文為代表的西方標音文字雖然在抽象化方面與早期漢字不無相似之處，但卻在書寫方面缺乏獨立的空間造型和構成變化，由此也與書法藝術缺乏親合的可能。漢字之所以能夠成為書法藝術的素材，就在於漢字的象形超越了被模擬的客觀對象而獲得了獨立的符號意義。“一個字表現的不只是一個或一種對象，而且也經常是一類事實或過程，也包括主觀的意味、要求和期望。”這種抽象化集約使漢字避免了淪入寫實繪畫的泥淖。同時，漢字的抽象化又以象形為基礎，從而使大自然的萬千形態為漢字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文本圖式，這構成書法藝術的物質基礎。

　　相關知識：各種書法體

　　1：甲骨文

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文字。刻在龜甲、獸骨上，先用於卜辭(殷代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占卜後把占卜時期、占卜者的名字、所佔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

有的還 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是對未來事情結果的占卜,盛於殷商。甲骨文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時的記錄,發現於河南省安陽小屯村一帶，距今已 3000多年。甲骨文是我們能見到的較早的文字，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瑰寶，其筆法已有粗細、方圓、輕重、疾徐的.變化，下筆輕而疾，行筆粗而重，收筆快而捷，具有一定的節奏感。筆劃轉折處方圓皆有，方者動峭，圓者柔潤。其線條比陶文更為和諧流暢，為中國書法特有的線的藝術奠定了基調和韻律。甲骨文結體長方，奠定漢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結體隨體異形，任其自然。其結構長短、大小不一，方圓多異，長扁隨形，字體的變化很大，錯落多姿而又和諧統一。後人所謂參差錯落、穿插避讓、朝揖呼應、天覆地載等漢字書寫原則，在甲骨文上已經大體具備。

　　2：金文

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是鑄在或刻在金屬鐘鼎彝器上的銘文，興盛於周代。 金文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又一豐碑。依附於青銅器,鑄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種宗教祭祀的禮器。金文也被稱為鐘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線條較之於甲骨文更為粗壯有力,文字 的象形意味也更為濃重,金文的形體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殷代與甲骨文相近，周初漸趨整齊雄偉，戰國末期則類似於小篆。最早的金文見於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銅器上, 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黃金時代,出土銘文最多。

此時期主要作品有:《利簋》 《天亡簋》 《大盂鼎》 《牆盤》 《散氏盤》 《虢季子白盤》《頌鼎》。尤以《司母戊鼎》 《散氏盤》 《毛公鼎》最為著名,藝術成就也最高。

　　3：石刻文

石刻文產生於周代，興盛於秦代。東周時期秦國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是我國現存的最早的刻石文字，在10塊花崗巖質的鼓形石上,分刻着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內容歌詠秦國君狩獵情況，故又稱獵碣。傳説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時的《嶁碑》,刻詩文體格調與《詩經》大小雅相近。石鼓文的書體屬大篆體系，字體近於《説文解字》所載籀文，其書法價值可與甲骨文、金文相媲美，歷來對其書法評價甚高 。主要作品有：《石鼓文》 《繹山石刻》《泰山石刻》 《琅琊石刻》 《會稽石刻》等。

　　4：簡帛墨跡

書法藝術最重真跡，但秦漢以前的書法中的真跡，一般只有在簡帛盟書中才能見到。古代的簡冊，以竹質為主，編簡的繩用牛筋、絲線、麻繩。考古發現最早的簡帛墨跡，有湖北雲夢出土 的秦簡，山西侯馬出土的戰國盟書(盟書即寫於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帛書。中國書法經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諸侯割據，因此殷商以來的文字，在諸侯各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家爭鳴的局面。如北方的晉國的"蝌蚪文"，吳、越、楚、蔡等國的"鳥書"，筆劃多加曲折和拖長尾。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種濃厚的形態，替之以修長的體態，顯示出一種圓潤秀美，如《攻吳 王夫差鑑 》。這時期留存的大量墨跡，為簡、帛、盟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