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傳説之源流散文
史志、正史是官方語言，是強權政治的產物，是體現統治者意志的粉飾文章。而民間傳説則不受強權的干擾，有什麼就説什麼，是什麼就説是什麼，反映了真實的歷史與事實，是勞動人民世代相傳的偉大記憶。
董永傳説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它雖來源於真實的人生故事，但經過長時間、多地區的反覆加工、昇華與神化，已成為中華民族忠孝文化的歷史瑰寶，成為全中國人民所共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要符合三個基本標準，即：一是在當地有廣泛影響，羣眾普遍認同；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歷史傳説或文字記載；三是有遺址、圖片等實物資料。作為民間傳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可同時接受多個地方的申報。申報董永傳説的地方越多，越能説明董永傳説的全國性、普遍性、歷史性、羣眾性，越能説明董永傳説對全國人民的巨大影響力，越能證明董永傳説在民間文學領域中佔有了極其重要的位置。
董永作為民間文學中的典型人物，雖來源於真實的歷史人物，但只不過用了其人物原型，用他作為載體，堆積了中華民族五千年孝文化的精華底藴，聳立起了孝文化的一座豐碑。他是用許多地方、許多時代的無數個孝子形象集中塑造出來的孝的符號，孝的化身。他充分表達了我國古代人民的美好願望，是中國人民兩千年來共同創造、不斷完善的藝術精品。
董永傳説是民間文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不是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具有多元性、廣泛性，而不存在唯一性，沒必要爭得臉紅脖子粗，都説自己的地方是董永故里，鬧得人們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董永傳説有其傳播的源流，源流所經的各個地方的董永傳説都有其各自的歷史背景和地方特色，各地在宣揚董永傳説的同時一定要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一定別弄錯董永傳説的源流方向。
董永傳説就像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有其源頭，有其主流，也有很多支流，從涓涓細流到波瀾壯闊，最後洶湧澎湃、浩浩蕩蕩，匯入遼闊的大海。它從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原的懷縣向四處擴散，傳播的主流向東到山東千乘，再向南過汝南到安陸，然後再匯入江南廣大地區。
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屬於民間傳説。民間傳説的產地分為原生地、流傳地、藝術加工地；其類型分為原生態、神話態、藝術態。
筆者經過二十多年時間，徒步考察遺蹟、遺址，訪問傳承長老，收集口頭傳説，經過長時間反覆分析、論證，終於得出結果：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的原生地，就在西漢末年的河內郡懷縣（今河南省焦作市武陟縣），只有這裏才到處流傳着這個故事的原生態。
山西省萬榮縣原生的是“魏孝子董永和田仙”的故事。説的是董永故里在小淮村，董永墓在懷介莊。
後漢《郡國志》中記載：“古河東郡汾陰縣有魏孝子鄉祀焉。”《萬泉縣誌》中記載有“魏孝子董永，春秋祀焉。又董有鐵驢，謂身通仙水，小淮村人”。
《山西通志》卷七十四，《秩祀略下》記載：“萬泉縣，祀……魏董永……”（《山西通志》中華書局11冊第5143頁）
據許天合、張尚勤二同志撰文考證：“織女天仙”是距離郭家岔村不遠的“田家窯”村一位田姓人家的女兒，名字就叫田仙。
綜上所述，萬榮縣流傳是魏孝子董永和田仙的'故事。而全國到處流傳的是漢孝子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這樣看來，萬榮的故事時間在後，説明不是原生地而是流傳地。西漢末年有王莽之亂，東漢末年有黃巾起義、三國紛爭，此時中原大地民不聊生，往緊鄰的山西南部逃難者眾多，當然董氏後人也在其內。從緊鄰山西南部的河內郡懷縣逃難者，到晉南後把村名起為小懷（淮）村、懷介村等帶“懷”字音的名字，介有“介入”的意思，也是“建”字之意，説明可能與懷縣有關，也是懷縣為故事原生地的有力旁證。現今晉南，承認是河南的遷居人仍很多，他們不忘故土，更是不忘從故土帶去的傳説軼聞。
董姓起源於四千年前的河東，但以後主要生活在中原地區，到秦漢之際才向河北、山東等外地遷移，董永故事發生在兩千年前的西漢後期，當時有董姓聚居的地方都可能發生此故事，董姓起源地和故事發生地是不可以劃等號的。
山東千乘（今博興）也是故事的流傳地，其類型為神話態。
清康熙三十四年《人物誌》中記載：“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東省博興縣，早喪母，漢靈帝中平中，黃巾起，渤海騷動，永奉父來徙”。由此可見千乘的董永是東漢末年人，從時間上看，與西漢孝子董永也不是一個人，顯然是把封地在千乘的高昌侯董永當成西漢孝子董永造成了混亂。千乘的董永，是高昌侯董永，而不是貧困潦倒、轆車載父、賣身葬父漢孝子董永。
從山東嘉祥縣的東漢時期武氏墓羣石刻、三國時魏曹植的《靈芝篇》和東晉幹寶的《搜神記》中都可以看到，説董永是千乘人，但同時又説天仙織女助其償債，忽飛而去的神話，由此看來，故事發生的時間在後，千乘的董永是從中原遷移去的，故事為神話態，因而也不是故事的原生地。
據臧勵和編撰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中説：“董永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後徙德安。”這裏説的汝南即今新蔡縣，德安即今孝感。由此看來，故事流傳到汝南、孝感的時間更在千乘（近山東博興）之後，更算是故事的流傳地了，故事的類型更是神話態。
據記載，東台縣所在的泰州地區在隋唐以前乃是荒蕪人煙的海濱灘塗，直到五代南唐升元年間才在泰州設置“東台鹽場”等八個鹽場。把這裏説成是西漢孝子董永故事的發生地，更是不可能的事了。
至於江蘇丹陽，屬於董永故事的藝術加工地，故事的類型為藝術態。
唐代以後，董永故事的説唱文學盛行，話本《董永遇仙傳》、彈詞《槐蔭記》都説董永是丹陽人，於是丹陽就成了董永故里。輓歌《槐蔭記》説董永家住黃州孝感，於是孝感就成了董永故里。到了解放後五十年代，黃梅戲電影《天仙配》中説董永家住丹陽，於是丹陽便頓時蓋過其它地方，成為董永的“真正故里”了。
説唱文學和電影都是藝術態的加工品，其説的地方只能説是董永故事的藝術加工地。
説到這裏，首先聲明，本文是學術研究，是探索董永故事原生態的發生地，並不反對把傳説神話化、藝術化。認為故事的流傳地、藝術加工地一個比一個更高級、更藝術、更上一層樓，都比原生地的台階要高，尤其是丹陽的黃梅戲《天仙配》更是董永故事藝術加工的最高峯，至今仍沒有另外的有關董永的藝術作品蓋過它的巨大影響力。
本文要説董永故事的原生地在河內郡懷縣，其根據有六：
一、從故事發生的時間上講，懷縣的董永故事發生在西漢後期，比其他地方要早。
二、從移民史上講，在兩千年前的西漢，中原地帶是董姓的主要聚居地，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後才大量向山東和湖北等南方地區遷移。
三、從故事的形態上講，懷縣流傳的都是故事的原生態，董永真有其人，七仙女是人不是神，是下凡村的張七鮮，人們稱其七鮮女，同齡人稱其張七姐。其父張老田，後人尊稱老田爺。其母王氏，後人尊稱其王母。七鮮女排行老七，有六個姐姐，皆善於織絹。附近還有一村名七方（本地土音“七凡”），傳説是七鮮女成仙前曾在凡間居住過的地方，簡稱為“七方”，此村頗得七鮮女遺風，女人們善於絲織，兩千年來，至今興盛。
七鮮女久慕董永孝名，同情董永遭遇，瞞着父母，從雲台山上下來經山陽、落仙台、下凡村、大凡村到大槐樹前和董永相遇，自成姻緣，到傅村傅財主家織絹百匹頂了債。在回大董途中被七鮮女父母派的人碰見，強押回雲台山寨，七鮮女痴心不改，被關三年後才放她回大董與董永團圓。
所有的故事都土生土長，原汁原味，都反映出了真實的人生，屬於原生態。
四、從地理環境上説：雲台山、山陽城、七方村、落仙台、下凡村、大凡村、大槐樹、傅村、大董村、董永墓，方圓不過六、七十里，故事的行程時間與故事的發展完全相符，到至今仍有可重複性。
五、從民俗上講，直到今天，武陟許多民俗還被説成是與董永和七鮮女有關：一是“七”同“巧”，説七鮮女最巧，喝酒猜枚把“七”説成“巧”。武陟人盛行過“七巧節”，説七月七也是張七姐的生日。每逢農曆七月七日晚上，所有的年輕女人帶着自己平時用的針線、繡花針、剪刀、織布梭、菜刀、飯勺之類，齊集一起祭拜七鮮女，求七巧（即紡、織、絞、縫、繡、飯、菜等七個方面的技巧），年輕女人們一面緬懷七鮮女，一面交流提高七個方面的技巧，把這個晚上過成了自己的盛大節日。二是過去女人們都能紡花成線，織布縫衣，説是七鮮女傳下來的。三是婦女們一驚呼言必稱“老田爺唉”，把“老田爺”看成是莊稼人的精神依靠。四是一説誰快、好、中，言必稱“神”，例如神手、神眼、神童等。五是出嫁女兒懷孕後要住孃家一段時間，與七鮮女經歷有關。六是女兒出嫁上轎時要帶槐枝，祈求婚姻美滿。七是懷縣（今武陟）人至今對董永和七鮮女是四拜，把他倆當成自己家的先人來敬奉……
還有很多民俗，至今仍盛行於武陟大地，在此不一一列表，都説與董永和七鮮女有關。所有這些民俗都可以説是董永和七仙女在懷縣大地上留下的活化石，都能充分印證，董永和七仙女就是土生土長的懷縣人，只有在這裏，才真正是“董永和七仙女傳説”的原生地。
六、從遺蹟上講，大董（今小董）仍保存有董永墓，大凡村距小董東面十二里，村東有大槐樹、槐蔭寺遺址，再往東三裏為傅村，有傅員外家遺址，下凡村向北三十里為古山陽城，山陽城北二三十里即為雲台山，山上有山寨、仙女峯等遺蹟。所有這些構成了傳説故事的完整原生鏈條。
綜上所述，從六個方面都可以表明，這些原生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可以證實懷縣（今武陟）是董永和七仙女傳説的原生地。
從中原的懷縣遷移出去的董永後人，依照祖籍的民俗在各個地方都立了董永墓作為祖墓，以至於董永墓成百上千，遍佈全國各地。但南遷的董永後人們也沒必要數典忘祖，把遷居地當成祖籍地，忘了自己的祖根之源。董永傳説是南遷的董永後人們帶去的祖籍老根文化，相同的故事梗概與相仿的地名、人名都寄託着董永後人們對祖籍地的懷念，這就是極其普遍的“董永現象”。各地的董永後人説着一樣的故事，營造一樣的人文環境，遵循一樣的民俗民風，天下董永是一家，歷來已久，根深蒂固。
董永傳説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愛情經典，忠孝文化的必選教材，正在為精神文明、和諧社會做出積極貢獻。我們要珍視民族文化遺產，走正確的開發利用道路，不要搞無謂的爭論，以至於迷失了我們的前進方向。我們一定要形成合力，同心同德，把董永傳説更好地傳承下去，讓董永傳説千秋萬代、久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