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工》讀後感範文

良渚文化的玉器無疑在史前中國考古與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偉大創造，也是體現良渚社會權力與信仰的物證，對後世中國精神文明象徵體系還產生了深遠影響。圍繞良渚玉器的研究，多年來一直是學術熱點。最近，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合編的《良渚玉工》一書出版，又開啟了新一輪良渚玉器研究的熱潮，實在是可喜可賀。

《良渚玉工》“嘗試從良渚玉器技術層面，上升到社會王權象徵的分析（結語）。”不僅創新了中國考古學技術層面研究體系，也代表了由技術層面上升到社會、精神層面研究的新台階。這，應該是該書編撰者的根本目的。

閲覽該書，受益匪淺。同時，也啟發了一些思考，下面的文字，即是本人不成系統的一些想法。

首先，良渚玉工？這究竟是一個專門的稱呼還是因找不到適合的詞彙而借用後世制玉作坊來的一個術語？如果可以這麼稱謂的話，那麼如何通過玉器去了解背後制玉的整個流程就應該是研究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它包括原料的開採、運輸、加工過程、玉工身份，還有分配，等等。一件玉器從原料採集到製作成形，需要的工序、功能與技術的流程及人員的分工究竟怎樣的。該書曾做了這方面的一些探索，就現有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已經是囊括了應有的技術方法了，但問題還遠未解決。看來，要取得突破遠非易事。

其次是方法論問題，良渚玉器工藝的研究應該包括哪些內容？首先要有概念和前提，這是立論的基礎。如果這個不明白，那所謂的玉工就沒有意義。竊以為，良渚玉工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是技術層面，也就是工藝水平和技術。包括其工藝的出現、發生、發展和高峯以及衰落，對後世的影響等，這是一個工藝過程問題，可以自成系列地研究。研究玉工，應該系統收集材料，也就是説，不僅僅收集和研究那些精美的和高等級的玉器，還應研究一般的玉器，還應研究半成品，還要研究玉礦、加工場所和作坊。另外，還應研究同時期的石器工藝。

二是社會層面。社會層面的研究首先是生產組織，玉器生產者是如何組織在一起的？一件完整的玉器生產經過了一些什麼樣的組織才能完成？玉器技術是如何傳承的，是家族式代代相傳或者傳子傳女？還是學徒式的拜師學藝？等等。另外，一個生產組只生產某種類型的玉器嗎？他們是如何分工的？玉工還種田或製作石器嗎？生產有季節性嗎？這也是需要考慮的。其次是玉器生產者和玉器擁有者的層級問題，或者其背後的分配與交流問題，都涉及到社會組織。鄧聰先生提到玉器的生產涉及到平民、貴族和王三個層次，微刻可能是王才能擁有的技術，也就是説最高等級玉器的製作需要“王”才能完成，玉器的最高製作權控制在王的手上。這個結論是通過一系列高精玉器的微刻痕跡研究與相關聯的材料綜合分析得出的，不知是否可信。

三是精神層面的問題。玉器在生產過程中那些神徽既然是由“王”來設計和制定。那麼，王的身份可能就是從玉工裏面產生。良渚玉器多出現在墓葬，玉器是生前使用的多還是死後隨葬的多，這還是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無論如何，玉器的製作者與擁有者都是具有神權的，而神權可能也決定了王權與軍權。若如是，則良渚社會以玉為宗的精神信仰實為玉禮與玉魂，最高地位的人控制了玉器生產，也控制了社會和精神，尤其是在精神層面是有絕對控制力的。

上述三個層面綜合起來，實則構成了完整的良渚社會系統和成員體系。若將視野放到另外的參照系中，比如良渚古城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如城牆及外郭、莫角山巨型土台、塘山水壩系統等等，都是浩大的工程，這一系列工程的規劃與制定、人員的調配和使用，需要在一個強有力的機構指揮之下，對這個機構的掌控決定了社會成員地位的高低，或者説這些工程的決策者就是“王”。

由此一來，良渚的“王”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但仔細分析，發現有一些疑惑：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整個良渚社會的王，可能並不會是玉器微刻者。他沒有時間和經歷成為一個熟練的玉工，他應該是置於高台之上的神聖的王，他需要做重大決策，要管理社會民生的大事，而無法專注於玉器的微刻。因之，玉工應該是一些專門化的熟練匠人。當然，並不排除某些玉工可能獲得高等級和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即使是再熟練的工匠，也無法與王相提並論。

談到良渚玉工，最後還要關注良渚玉器工藝的傳播問題。目前，在長江黃河流域不少地方都發現了良渚的玉器或類似良渚的玉器，其背後的機制和動力是什麼？這些地方的良渚式玉器是文化的傳播嗎？這種傳播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方式、途徑又如何？這種傳播是水波式的還是直接交流或交易過去的？這些應該是我們需要統籌考慮的內容。我們的研究若僅僅是“文化傳播”這樣的簡單描述，對於認識真實過去是沒有意義的。當然，這是另一個層面的研究課題了。

總之，《良渚玉工》的出版，開啟了一種新的研究模式，標誌着新的理念與方法在玉器研究中的使用，這正是考古學這門學科源源不斷吸收多學科成果而永葆其青春活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