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贈言美文
張愛玲在臺灣是祖奶奶輩的人物，文學地位相當高，愈到晚年愈拒絕見人露面，住在美國曼哈頓，孤守獨處，不與外交道，死得很慘，幾天後纔有人發現，身世謎一樣令人難解。她不過和作家白先勇吃過一頓飯，就引人自豪，白先勇一次再次寫文章回憶她。
“人以文名”“文以人名”，雖則不同，底子上都取決於文章要出色，成了大師，才能流傳久遠。
有點小差別：前者以自己爲大師，後者本身不足立世，託前者福，文章成爲別人研究大師時的資料，而得留存。
因此，圍繞大師轉一輩子、“吃”一輩子而能顯臉的大有人在。什麼紅學家啦、金學家啦、老舍專家啦、莎士比亞專家啦……全是這號的。
但怎麼個吃法、許不許你吃、什麼時間吃，那也有竅門講究，要懂得火候、循序漸進。
我開始不懂，初生牛犢，出道偏早，和不少的名家或者“準大師”打交道，一起開會、一起吃住，一般學生這樣的機會難以企及。有時不免說漏嘴，把他們的一些想法、看法和人說說，包括對另一些名人說。這種談話、回憶的過程，也是在總結、消化，碰撞靈感、火花，交流便有了意義。不想事情出來了，說我不踏實的有了，說我一口一個名人的有了，說我借名人出名的有了。我只得更謙虛，越來越少講話。再和哪個人見面時，也是悄悄的，把記憶都爛在心裏。
這樣當然很不好，是在進行自我封閉，但暫時需保護自己。
類似的感慨是一次我去三聯書店，開“三聯·哈佛燕京叢書”的學術交流會。季羨林、陳平原、葛兆光、趙一凡等北大、清華、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員都在。
先發言的則是美籍華人學者杜維明先生。他是哈佛大學教授、漢學家，一上來就批評開了北京大學的老師，說他不少朋友在北大教書，住得很近，有的是同一系的，卻相互不認識，更不往來，他詢問他人近況，彼此都答不上，交流何等之少！
他感慨：這怎麼能做好學問呢？過去的胡適等人，家裏定期開沙龍，不同科系之間甚至文理科之間都有往來，相互能帶來信息與碰撞，研究課題很大氣。現在呢？
杜先生可能不明國情，大陸的教授房子不夠住，薪水好可憐，哪有條件開什麼沙龍！研究點東西已不簡單，再關了門造車，感覺“天下第一”，那也難免。
可見得現在所謂“名家”，多半是莫名其妙成名的。值得年輕人“借”他、“吃”他的有幾人？
理歸理，在自己未成名家前，我和名家的交往、交流，某些人看着，就是不舒服，誣賴我“借光”，坐不住，不用心念書。
學習上其實我是最用功的一個，沒想
到卻得了相反的印象。幸而我淡泊，更不至於輕薄到要去借某人出名。
但誣陷別人很少沒有不成功的。好在我心內無鬼。因我不喜巴結名人，和名人見面都是由於不得不見，都有見面的理由，不然平時那麼忙，哪有機會和藉口見面？
有一天趕着想拜訪莫言，是主編定下采訪任務，我還是學生，在一家雜誌社實習，並準備留下，需好好表現。雜誌做的是電影電視，恰這時，莫言的長篇《檀*刑》出來，據說被臺灣還是香港的某導演看中，想拍成電視還是電影，後來才知道那是謠言，主編覺得有東西可做，莫言比較全能，小說也被改拍過電影、電視，從什麼角度都可以做。
我就與莫言聯繫。他同意，約定時間，我去了他家。坐定後，他語重心長，說：你是研究生，不是大專、本科什麼的，採訪這類事不該你做，有時間你該好好研究點東西。
我何其不想做自己想做的？忙說：採訪你已經很不錯了，爲了分配，讓用人單位接受，再沒必要採訪的人，我也得去。
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再未說什麼。臨別又送我《檀*刑》和上海文藝社一套三本的“莫言小說精短系列”。
我把這次採訪的內容很快寫成文章，網上發給他
看，他稍作修改，附了短函，傳回來，說：有些內容談話中可以聊，發表出來我怕你們領導看見後不高興，就做了個別改動。而後，他又關照我留心身邊人的讒言。
我大大咧咧，不重小節，吃過不知多少的明虧、暗虧，總也改不了，毛病放大，就成了他人攻擊的靶子。這是性格、習慣，也是一個人的命運，別人如何，隨他去吧。
第一次採訪莫言，則爲還一個人情，是在剛來北京讀書之時。
念本科期間，我曾被《大學生》雜誌推舉爲第一位新面孔和特約撰稿人，他們爲我開專欄，大力推出，這份情誼我感念不已。主編得知我考來莫言的母校讀書後，大喜，電話裏找我，說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兩次在上海談到國內最有希望得諾貝爾獎的作家是莫言，你給我採訪採訪，爭取下期就發出來，版面她留着。
消息確鑿嗎？我問。她說：確鑿。多少地方都報道了。我們這邊也有記者親耳聽見。
我對這些看得很淡，覺得莫言做出成績，是他的事，作品、作家不是靠擡就能擡出來的`，讓他們自然流傳最好，至少我不必跟着起鬨。
但我不便說出，心裏雖不願，卻知道義不容辭，說你等我電話吧，我先聯繫一下，看他什麼時間方便。就從導師那裏要來莫言的電話。晚上打過去，他正在，說很忙，手上正寫《紅樹林》，出版社等着要。怎麼也得明年年頭上纔有空。
我算算，感到他確實沒時間，這麼多文字，一二十天寫出來，我不添亂也罷。就給主編掛電話，說明情況，請她別留什麼版面了。主編通融，說任務交給你了，什麼時候做出來都可以。
我鬆一口氣。但知道艱鉅，不完成無法交卸，而什麼時候能完成，完成得怎樣，我一點無把握，這要看莫言何時方便、願不願意接受訪談、能不能放開來談、談到什麼程度。
有備無患，我做起準備，把導師的《莫言論》從圖書館借來，然後看他的文集，做案頭工作，主要是尋一些值得提的問題，同時心裏還計劃將來可以拿他做學位論文，接着寫個“莫言新論”什麼的，一舉幾得。
最終我沒有單做他一人，而是把他與其他幾十個放在一起比較，談戰爭小說中死亡主題的美學問題。認爲中國戰爭小說的死亡主題普遍存在着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表現並不深刻細膩，思想形式單一，想象力不夠，矯情者很多，到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戰友重逢》時，纔有了一個高峯，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
尤其是後者，人們對它文體上的“開拓性”都未關注，事實上它將凡世凡人與鬼界鬼事打通，生前後世，時空交叉，迭現了人物及其親人的不幸運命，形式上直承並發展了《聊齋》所說的“鬼故事”傳統，極富想象力、啓示性。
但就是這樣個題目，很不好做，說深了要避嫌，說淺了通不過，所以自開題到答辯，爭議都很大，導師和領導們沒有一個不忌諱的，希望我放棄，我卻認準了，一條道兒走到“黑”，覺得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收着。
可即便很小心，也還是沒有避免遭受不大不小的打擊。
而莫言託人郵來的《莫言研究資料》，我未用到。這是後話。
人的運氣來了擋都擋不住。我這人“大運”沒有，“小運”也還是不少的。無須我再邀，十來天后，我和莫言不期而遇，是在友人的新書見面會上。
我連忙隨他到最裏間坐下，直接談起來，聊得很多。晚上卻未一起用飯，他提前走了，大概回去鑽他的“紅樹林”了。據這次談話，我寫了文章。主編看過後，笑我做作家可，做記者難，寫文章可，採訪人不行，很不會提問，行文裏分不清哪是莫言說的，哪是我說的。
我始終認爲，那種一問一答的訪談模式，乾乾巴巴，只有別人，沒有自己，無意思，恐怕背後都在於作者能力不足，不能和受訪人平等對話之故。我確實是那種不適於被動採訪人的人，更不以採訪了什麼名流而如何。所以，我要的就是“分不清”，感覺文章裏有多個聲音，蠻熱鬧的，否則可以請其他人採訪。
發表後莫言告訴我，奇怪，怎麼連劉紹銘都看到了。
其實原稿刊物只用了前半部分，改動卻大，文字不時斷氣似的，很不流暢，便轉投另一家全文發表。
只是聽莫言說時，我很是吃驚，心道：身在海外的華人教授，像劉紹銘這樣的，“盯”住一人做研究的功夫太厲害了，視野還如此開闊，溝通又這麼及時，遠不是我們這邊的各自爲陣，劃圈子拉幫派。蔣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