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平簡介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詩人，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它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下面是小編爲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生平簡介，歡迎參考~

　　生平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陝西、出生於河南鄭州新鄭，葬於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峯。

　　經歷 人物生平：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詩人，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它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鄭(今河南新鄭)人，後遷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後在河南鞏縣當縣令，和當時鄰居新鄭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清水秀，就舉家搬遷到了新鄭，白居易本人就出生於河南新鄭(今屬鄭州新鄭)。

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稹合稱“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河南一帶便發生了戰爭。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爲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今安徽符離集)度過了童年時光。白居易和並稱“符離五子”的符離人劉翕習、張仲遠、張美退、賈握中、賈沅犀，一同泛舟陴湖，遊流溝寺，登武裏山，詩酒盤桓，稱盛會焉。後爲躲避中原戰亂轉移到江南。遷居卒於武宗會昌六年。是另一文學家白行簡的兄長。白居易自幼聰穎，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至今還有他出生七個月“略識之無”和初到長安“顧況戲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詩不僅在中國有巨大影響，在日本和朝鮮等國也有廣泛影響，他還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故號“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爲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爲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爲“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爲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非常有名。特別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爲後來朦朧詩的鼻祖。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啓示。白居易的詩歌影響最大，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纔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的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爲後世詞人所推崇。

　　任職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市)。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年)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年)，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閒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年)請求外放，先後爲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杭州人爲了紀念他還把靠西湖邊的一面，命名爲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祕書監，第二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門的一種)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彌勒信徒，他組織了一個學會，叫一時上升會。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彌勒境界。爲了往生彌勒，白居易寫過一分決心書：仰慈氏形，稱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升。慈氏就是彌勒，彌勒是音譯，慈氏是意譯。我敬仰慈氏菩薩的'身形，我呼喚慈氏菩薩的名字，希望來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彌勒菩薩的身邊。

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爲;於是被貶謫爲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爲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羣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爲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羣衆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人物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爲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後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幷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爲齋名，並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爲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爲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並認爲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爲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