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郁達夫詩詞有感散文大綱

學詩，以讀詩爲先，在遍覽清以前諸大家之集作後，自然轉向近代詩人，民國以來新體詩大興，舊體詩堪稱國手者，少之又少，文人偶有佳作，亦是興餘之爲。然魯迅、郁達夫、柳亞子、田漢、饒岱章等諸君性耽聲韻，可謂行手，有大家之風。近日讀《郁達夫詩全編》心有所發，訴與諸君。

大凡有詩人氣質者，少必有所顯，初唐四傑之首王子安“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便是例證。達夫“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少小便聰明”（《自述詩》）與王相差無幾。劉海粟先生認爲其詩受黃仲則、洪北江影響甚大，此是真見也。傷時感懷之憂，俯仰即是，然縱觀全集大約五百餘首，居日本十餘年，詩作佔比大半，亦不可抹殺其師服部擔風渲染指教之功，擔風居士乃日本《新愛知新聞》漢詩欄之評選負責人，其評鬱詩詩爲“樊川傷綠憶前身”，將郁達夫與唐之杜牧相比，吾國詹亞圓與張揚合著《郁達夫詩出唐詩考》指出在體貌上鬱詩多用唐人詩句，仿唐之句式多達二百餘，俱是佐證，然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在《郁達夫詩出宋詩考》中亦指出鬱詩受宋詩影響，散文入詩甚多，並指出四十餘例證，並讚譽說鬱詩比宋詩好，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以上種種吾皆不敢苟同也。察於一隅，而失於全局，杜子美有言“別裁僞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可知一鉅子之詩，絕不可能限於一人一朝之疆界，詩風、詩法、詩旨相別又相參，詩風近黃仲則，詩法未必，詩法有唐宋之意，詩風未必，詩旨亦是有莫大之主觀性，於時於景於心境不同，自然旨趣所向不同。《詩大序》雲：“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郁達夫處民國混亂之局勢，國將不國，西學東漸，以舊形式發新感慨，警醒民智，非前朝衆多之詩人所能發也。

時至今日，吾寫舊體詩十年，已過六百首，創作經歷可謂不少，深覺寫詩之不易，此過程異常艱苦、繁雜。或因他人之一詞一句，而得全詩；或因身處所見所聞，而得全詩；或因須臾頓悟，而得全詩，更甚者，僅得半句，亦是常態，待數日後偶然參雜不同之學說、景況、心境，而後補撰全詩。才得“遂覺詩人之言字字爲我心中所欲言，而非我之所能言。”之妙境。

今之些許學者，愛以博士頭銜嚇唬人，實則舊體詩未作半句，常責人而不責己，口誅筆伐，組建偏見反而視爲捍衛真理。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有曰：“不知來，視諸往。” 未有躬身之實踐，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安敢武斷下論哉？詩人作詩主客體、古今間並無絕對分明與固定之界限。王國維在《遺書·卷四十三》中曰“（文藝）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

至於鬱詩成就，前人多有所述，不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