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窮人經濟學》有感範文

盧周來不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卻是少有的有良知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是一個尷尬的稱謂，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學家行使自由言論的權利時，總是受制於利益。反過來，每個人，每個階層也都要爲其言論在這個社會中的影響付出代價，而且這個代價是成比例的。

盧老師的特點就是能將利益限制降到最低，而支持他這份執着的是來自他對弱勢羣體“偏袒”的人文關懷與對經濟學的哲學思考。有幸拜讀盧老師的《窮人經濟學》，故此抒懷。

《窮人經濟學》這本書收集了盧老師這位儒雅的學者長期的書信，時評與隨筆，行文靈動活躍，觀點新鮮卻樸實，完全沒有學術論文那般晦澀難懂。內容上也沒有特定的脈絡架構，但可以捕捉到的兩條線路是：一，以經濟學視角分析弱勢羣體，不只是窮人，還包括弱勢國家如中國；二，經濟研究與價值判斷的關係論述。

同樣出身貧寒的盧老師對“窮”的理解比一般人要來的直接和透徹，他純粹是出於本能而站出來給“窮人”說話爭取權利。

窮人爲什麼窮？

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窮人窮是之所以是因爲懶惰”的論據十分單保僅僅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遭遇鉅變的歐洲農民就充分說明，更別提中國九億農民。

弗蘭克·奈特則以更現實的“出身，運氣，努力”學說闡述了競爭性制度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積累的惡劣後果。出身最重要，運氣次之，努力的作用最校顯然，奈特的論點極具說服力。而“環境說”則是爲了掩蓋“剝削說”而匆忙登場的，以致站不住腳。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相當明顯：一是改革開放需要一部分人犧牲；二是入世以來帝國主義以資本和技術爲手段的隱形掠奪。

“其實貧困並不是一定意味着個人財產的缺乏，世上最原始的人很少佔有什麼，但他們並不窮。貧困即不是東西少，也不僅僅是手段與結果之間一種關係。貧困是一種社會地位，貧困是文明世界的副產品，除非連同文明一起消除，否則我們將永遠消滅不了貧困。”

我們不能說馬歇爾·薩休斯在聳人聽聞，應該放下過去經驗的影響，理性後再講立常

文明是進步還是退步我們先不考究，但隨着文明的發展，“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使得社會進步的每一點成果都被“掌握實際權利的上層集團”所瓜分，而下層貧困階層的“分裂”又阻礙了他們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促進改革的努力——即“改革冷漠症”。同時，貪污的腐敗的盛行，“政府越來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權勢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來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更加剛性化，貧富越來越懸殊。

連馬克思也承認資本這“骯髒的血淋淋的”東西推進人類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我們也沒理由一直抹黑它，反倒應該瞭解它利用它。可是有資本存在必然會誕生私有財產，從而帶來他們造就的不平等。那麼，我們該如何將這種不平等減少到哈耶克說的“先天差別所許可的限度”呢？讓我們一起回過頭來看之前提及的“出身，運氣，努力”學說（其實後來奈特的學生布坎南又增加了“選擇”）便明白了。上面的提問就轉變成我們如何將“出身”的作用減到最小同時提供更多公平的機會使努力發揮最大的作用？無疑，答案是遺產製和教育。

羅素說：既然人們在歷史上曾經懷疑政治世襲制的合法性並取消這一制度，那麼，我們今天也應該懷疑經濟上的私有財產繼承權併爲取消這一制度而努力。

試想一下，富人的財產無法被子嗣所繼承而不得不捐獻給社會協助窮人接受教育，於是他們的後代又站在同一起跑線競爭，如此循環，卻沒有出現“君子國效應”，的確美好。但它因爲處於精確，完全靜止的天地而顯得不現實。因此，我們應該在稅制上做工作：如50%的遺產稅，較高的起徵點以及高的累進所得稅率。而政府則將財政預算的重心放在社會福利：社保，醫療和教育。雖然弗裏德曼對美國公立學校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在我國，公立學校卻如荒漠甘露般珍貴，而且越多越好。教育產業化完全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的人在睜眼說瞎話。

現在讓我們把思維轉到對經濟學的哲學思考。

接觸經濟學有一年的時間（大部分時間花在考卷上那千篇一律的答案），常常有這樣的疑惑：爲什麼經濟學不具備普適性？爲什麼要等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了才奠定經濟學的基礎，使其獨立爲一門學科？要知道，商品遠在哲學，數學等之前就隨人類起源而出現！在這本書中我知道，這在經濟思想史上稱爲“海爾布魯納難題”。而更有意思的是“海爾布魯納難題”的中國版——50XX年的燦爛文明史，有諸子百家的思想盛宴，有四大發明的科技智慧，卻始終不能爲世界貢獻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時至今日，甚至被郎鹹平取笑大陸只有不超過五位經濟學家。這一點是否值得我們去深思呢？也許這個時候有人會慣性地搬出“制度”，“意識形態“等來做課題，可是，我們爲什麼不能沉下來發現細節，從自己做起呢？

首先要提到近年來爭論不休的“經濟學家需不需要道德”？提兩個問題是這個論點形象化：一，爲納粹服務的經濟學家該不該被詛咒？二，爲特定的利益集團說話的經濟學家該不該接受審判？我的回答是：前者是無辜的，而且他們應該像隆美爾一樣被尊重。（這一觀點恐怕盧老師是不同意的）我認爲，因爲在他們的領域有一套職業規則，以純粹的經濟學觀完成價值判斷。即尊重自己的職業道德而不應滲入生活道德。而後者應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譴責。如中國的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被“資本”和“權力”階層收買後顛倒是非，爲這些利益集團服務，置普通百姓於水深火熱。如“油價與國際接軌”。如“把土地全賣給我，我讓你們發財”。豈知厚顏無恥？

也許學過經濟學的會說：人類行爲的規律不是建立在宗教心跳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則的基礎上。沒錯，“理性經濟人”都是自私的。

由此，經濟學與道德不可調和的對立便呈現開來。我們將其簡化地提問，即經濟學家是幹什麼事情的？他們是工人，按時按量交論文開講座拿工資；他們是經濟命脈的主導者，一個觀點就會引發社會劇烈反應。像這樣一個神聖的職業完全是有必要受法律監管的，而且一旦出錯便追究責任。所以這些神聖的工作者們講話的時候要先摸摸良心，而且寧可少說一千，不可錯說一句。

其次，經濟學家都是很有智慧的。因爲他們可以用經濟學眼光來分析生活的點點滴滴。因爲一切事物都是成本——收益的計算結果。以上說辭其實是一個有名的悖論，盧老師也給予了糾正，在他看來，“愛”和“民族大義”等事件是經濟學原理解釋不通的。如“田螺爲仔死”。父母辛苦一輩子將孩子拉扯大而不求回報。盧老師確實很有儒學修養。但我們從長遠來看，孩子長大成人，獨當一面，或者我們可以假使他們爲保家衛國等等光榮的事情做了貢獻，父母該有多大的滿足感。在外人看來會爲他們不值，但在父母的內心，他們已經知足了，他們只希望孩子快高長大平平安安，他們一輩子的成本只在孩子長大那一刻帶來了效用。再比如抗敵或與歹徒搏鬥的英雄。生命的成本是沉重的。但他們“權衡”過成本——收益，並認爲有“賺頭”。即使不幸死去，用生命換來祖國的統一或者社會的安穩，收益是大於成本的。之所以顛覆“人的一生都是成本——收益的計算過程”這一明顯的“悖論”，無非想表達，有些人很容易滿足。

最後我們帶着經濟學回歸原點。

從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以來，經濟學作爲一門學科不過二百多年的時間。而在此之前的6000多年人類文明史中，它還是與哲學，倫理學，數學，藝術和歷史學融合在一起。只是因爲市場制度發展，才帶上這一門獨立的學科，不久又分裂出多個子學科朝着不同的方向前進。但我們相信，他們都有着同一個願景，即朝着一種力圖精確化實證化的方向發展。當我們讓各派別的核心迴歸，經濟學也就純粹地爲解決各種制度下人類的生存之謎而存在。

《窮人經濟學》，盧周來，上海文藝出版社。